产学研的“死亡谷”：一个研究员的亲历与反思

路演现场的掌声，挺刺耳的

上个月，在长三角的一场产学研对接会上，我又见到那个熟悉的场面。一个教授站在台上，PPT翻得飞快，嘴里蹦出一连串专业术语——石墨烯改性、纳米涂层、光电转化效率提升3个点……台下坐着的投资人，有的在刷手机，有的目光呆滞。最后提问环节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举手：“你这个技术，多久能赚钱？”教授顿了顿，额头冒汗：“这个……我们还在产业化初期，但是……”话音没落，那人就摆了摆手。掌声还是响了，稀稀拉拉的。我坐在角落，心里堵得慌。这种场景，我见了几十次了。每次都觉得——哎，真他妈可惜。那些技术，有不少是真的好。

高校的考核机制，是问题的根儿。论文、项目、评奖，这些才是教授们的命根子。至于技术有没有变成产品？who cares? 我认识一个做柔性传感器的老师，实验室里灵敏度比国际同行高一个量级，但一做中试就歇菜——因为封装工艺解决不了，温度差两度，信号就飘了。他想找企业合作，企业问：“你让我们投多少钱？”他张口就是五千万。企业扭头就走。回头他跟我吐槽：“他们太短视！”我苦笑——谁都不是傻子。企业看见的是风险，教授看见的是理想。

有个案例，跑了十年才上岸

不过话说回来，也有一些跑通的例子。上海张江，一家做单抗药物的公司，创始人是从中科院出来的。他和药企合作，从靶点发现到上市，整整熬了十年。中间差点断粮三次。怎么挺过来的？除了运气，关键是有个概念验证平台，帮他们搞定了临床前的那几步烧钱的实验。政府还设了专项基金，不要求短期回报，就是赌个未来。这才有了那个年销破十亿的大品种。我去参观过他们的车间，一排排不锈钢罐子，闪得晃眼。出来后，阳光正好，我竟有点感动——像这种产学研能长成，真的需要太多因素凑一起了。太稀罕。

深圳有个虚拟大学园，我也去过。那儿更像个大集市，清华、北大、香港高校的窗口，都挤在一块儿。孵出了不少公司，比如做无人船的，做视觉芯片的。但有个问题：多数是小打小闹。能长成华为、大疆那样的，凤毛麟角。园区负责人老李跟我喝茶时叹气：“缺的不是技术，缺的是能把技术讲给人听的人。”他说的是技术经理人。这种人要懂技术、懂市场、懂法律，还得能喝酒。国内太缺了。现行的职称体系里，压根没这条晋升通道。谁乐意干？

别老拿硅谷说事儿，咱得有自己的路

每回有人提产学研，必提硅谷，必提斯坦福。听多了，耳朵起茧。德国的弗劳恩霍夫模式，倒更值得琢磨。他们的合同科研，企业出题，研究所解题，成果共享。政府承担一部分基础研究经费，但大头来自市场。这就逼着研究所不能自娱自乐。我一个在弗劳恩霍夫待过的朋友说，他们一个项目的经费，30%必须来自企业，否则就砍掉。够狠。国内？许多高校的横向课题，都是教授的“私活”，没进考核，做得漫不经心。

也有人跟我说，中关村不是有条例吗？成果转化收益70%可归团队。听起来很美。可实操起来，评估、审批、工商变更……脱一层皮。一个生物医药项目，因为成果作价入股的程序僵化，愣是把三个创始人逼得另起炉灶，干脆绕开学校。这还算好的。更多的，是老师在实验室里熬到退休，技术堆在抽屉里，最后变成一堆废纸。我现在看一个技术，先看它离市场有多远，再问自己：这个“多”，是三年、五年，还是遥遥无期？

金融支持也是个老毛病。银行不敢贷，因为没抵押物。风投盯着互联网，嫌硬科技回报慢。地方政府倒是热情，可动不动就要“亩均税收”，要“固投指标”。一个做量子测量的初创公司老总跟我喝咖啡时抱怨：“他们把我当房地产商！”说完猛嘬一口。我无言以对。这些死结，解了多少年，还是死结。

还得有人信

前些天，我参加了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，主题是“产教融合”。会上来了一位职校的副校长，皮肤黝黑，说话带口音。他讲他们学校怎么跟本地企业合作，把车间搬进教室，学生做出来的零件直接用在生产线上。虽然技术含量不高，但那种氛围，让我莫名感动。他最后说：“我们不要搞花架子，就实实在在地，让企业有钱赚，学生有活干。”台下没几个人鼓掌，可能觉得层次低。我倒觉得，这比很多“高端论坛”实在一万倍。

产学研这件事，说到底，是人的事。是机制的事，是耐心的事。别指望一篇文章就改变什么——我写这些，也只是憋久了，想说几句实话。有时候走在大学附近，看见那些实验室深夜还亮着灯，心里会软一下。总有那么几个人，还在死磕。对吧？那就还有点盼头。